新年伊始，“工程車”再次成為安徽合肥這座城市的夢魘。短短4天時間，渣土車、運料車、混凝土攪拌車等“三車”奪去了11條鮮活的生命。而這距離去年8月當地城管、交管、建委等部門推出新舉措嚴厲打擊“三車”違規行為，僅僅過去4個多月時間(據1月16日《新安晚報》報道)。
“工程車”瘋狂駛過，碾碎的不只是幾個家庭的幸福，更揭開了我們心底那道沉重的傷疤。去年夏天，同樣在合肥市，8天內連出8起與“三車”有關的交通事故，導致4死11傷。城市的傷口尚未完全愈合，嚴厲打擊之聲猶在耳畔回響，新的悲劇卻已然上演。細細數來，有管理工程車權限的部門并不少，可為什么這么多部門管不好一輛 “工程車”?面對記者的采訪和公眾的質詢，相關職能部門的回答往往如出一轍——先是介紹已經做了哪些職責范圍之內的事情，然后表示工程車惹禍的根源不在己方。
按照民間的說法，“九龍治水”往往意味著來年雨水稀少。如今，工程車整治工作也在遭遇“九龍治水”的困局。表面上看，有幾個部門在管，各個環節都有人管，實際上卻并未形成“1加1大于2”的合力。
一直以來，每每類似悲劇發生，我們都習慣于從工程車本身去查找原因，比如，“三車”大多是“巨無霸”，一定程度上具有橫沖直撞的資本;工程車大多牌照模糊，可以逃避電子眼監控;司機按趟計酬，在利益的驅使下難免多拉快跑。誠然，這些都與工程車的瘋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并非問題的關鍵。工程車本身沒有原罪，之所以一再成為“馬路殺手”，恰恰是因為我們對于它的習慣性違規太過寬容。與開“霸王車”的刺激和多拉快跑的收益相比，被相關部門查處的違規成本實在有些微不足道。
《韓非子》中有這樣一則寓言。楚國麗水河盛產金砂，官方嚴令，凡偷采者處以五馬分尸的重刑，但是偷采仍難禁絕。有人問偷采者，為何要冒著分尸的危險來偷采呢?答曰，未必被捉到。誠如斯言，當多個部門“大路朝天，各管一邊”時，違規工程車就有空間可閃轉騰挪，大玩危險游戲。措施再嚴厲，制度再周密，如果得不到有效執行，也就不可能發揮真正的震懾力。
但愿血的代價，能夠刺痛相關部門的神經。在11條生命面前，誰都沒有顏面談論 “我做了什么”，而應捫心自問 “我還有哪些沒有做”。要想除去“霸王車”，相關部門有必要加強溝通協調，明確誰主管、誰配合，建立事后追究問責機制，一旦發生類似事故，堅決倒查相關部門和人員的失職責任，絕不姑息遷就。唯此，方能以制度的威嚴催生執行的鐵腕，馴服一輛輛瘋狂的“工程車”。
“工程車”瘋狂駛過，碾碎的不只是幾個家庭的幸福，更揭開了我們心底那道沉重的傷疤。去年夏天，同樣在合肥市，8天內連出8起與“三車”有關的交通事故，導致4死11傷。城市的傷口尚未完全愈合，嚴厲打擊之聲猶在耳畔回響，新的悲劇卻已然上演。細細數來，有管理工程車權限的部門并不少，可為什么這么多部門管不好一輛 “工程車”?面對記者的采訪和公眾的質詢，相關職能部門的回答往往如出一轍——先是介紹已經做了哪些職責范圍之內的事情，然后表示工程車惹禍的根源不在己方。
按照民間的說法，“九龍治水”往往意味著來年雨水稀少。如今，工程車整治工作也在遭遇“九龍治水”的困局。表面上看，有幾個部門在管，各個環節都有人管，實際上卻并未形成“1加1大于2”的合力。
一直以來，每每類似悲劇發生，我們都習慣于從工程車本身去查找原因，比如，“三車”大多是“巨無霸”，一定程度上具有橫沖直撞的資本;工程車大多牌照模糊，可以逃避電子眼監控;司機按趟計酬，在利益的驅使下難免多拉快跑。誠然，這些都與工程車的瘋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并非問題的關鍵。工程車本身沒有原罪，之所以一再成為“馬路殺手”，恰恰是因為我們對于它的習慣性違規太過寬容。與開“霸王車”的刺激和多拉快跑的收益相比，被相關部門查處的違規成本實在有些微不足道。
《韓非子》中有這樣一則寓言。楚國麗水河盛產金砂，官方嚴令，凡偷采者處以五馬分尸的重刑，但是偷采仍難禁絕。有人問偷采者，為何要冒著分尸的危險來偷采呢?答曰，未必被捉到。誠如斯言，當多個部門“大路朝天，各管一邊”時，違規工程車就有空間可閃轉騰挪，大玩危險游戲。措施再嚴厲，制度再周密，如果得不到有效執行，也就不可能發揮真正的震懾力。
但愿血的代價，能夠刺痛相關部門的神經。在11條生命面前，誰都沒有顏面談論 “我做了什么”，而應捫心自問 “我還有哪些沒有做”。要想除去“霸王車”，相關部門有必要加強溝通協調，明確誰主管、誰配合，建立事后追究問責機制，一旦發生類似事故，堅決倒查相關部門和人員的失職責任，絕不姑息遷就。唯此，方能以制度的威嚴催生執行的鐵腕，馴服一輛輛瘋狂的“工程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