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召開的有關會議上獲悉：來自全國各地的相關負責人，對如何有效實現建筑安全生產監管，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擔憂；對于如何將建筑安全生產領域中可能發生的大小安全事故降至最低點，多數人顯示出信心上的不足。建設工程全面開花建筑量成倍增長，監管力度的不足逐漸顯現，各地監管人員疲于奔命依然“跑不過來”;對于建設大潮以及監管力量之間的關系，各地相關負責人用得最多的詞匯是--極不匹配。
力量不足導致“疲于奔命”
云南省建設廳廳長陳錫誠脫口而出的幾個數字是：“我記得今年省政府確定的基本建設目標總投資為4500億元，去年我們實際完成的投資是3600億元。我們省內施工企業有3000多家，外省五六百家，每年工程在建項目逾萬……”
與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云南省建設廳建筑安全監督站自2001年成立至2007年以前僅有4人，2007年后增至6人。
新疆建設廳安全監督總站辦公室主任陳德和告訴筆者，新疆今年的工程量相當大，全自治區的統計數字是近6000萬平方米，7條鐵路正在建設，建設的電廠更多，“國家給了我們建設債券50個億，固定資產投資給了35個億，老城區改造給了10個億，除此之外還有地方配套資金。可以說，今年我們新疆礦山、水利、電力、鐵路建設全面開花”.
相對如此大的工程量，新疆總共有多少建筑安全生產監督人員？陳德和的回答是，“全自治區有80個縣、19個地州市，監督人員總共才有125人，而你在全自治區轉一圈什么都不干就得2個月，監督力量可以說是相當薄弱”.以烏魯木齊市為例，全市共有22個監督員，每個監督員平均要負責100個工地。“每個工程每天看一遍都跑不過來。”陳德和說。
江蘇省南京市建筑安全生產監督站編制有30人，外聘10人。而南京市區內有1000多個建筑施工工地，人手顯然不夠。副站長邵玉龍對筆者實話實說：“我們站有4個科室，真正跑現場的人也就20人左右，一天頂多檢查兩三個工地，跑不過來的。”
陜西省建設工程質量安全監督總站安全科長任占厚向筆者介紹說，陜西去年固定資產投資完成2170億元，今年可能要突破3000億元，而負責建筑安全工作只有200人左右。
體制不順面臨“斷糧斷炊”
以前質監站與安監站合署辦公，安監站靠質監站收費得以存活。建設工程質量監督費被取消后，“斷炊斷糧”的困境隨即顯現
比監管力量不足更折磨人的是，各地的建設工程安全監督站還面臨著“斷炊斷糧”的危機。
43歲的覃樹昌有著雙重身份--既是昆明市呈貢縣建設局工程質量監督站站長，同時也是縣建筑行業安全生產監督站站長。
4月17日，筆者和他一起前往一處建筑工地檢查施工安全。出發前，他特意看了看切諾基吉普車后保險杠，確認已經松脫下垂的后保險杠右端被鐵絲綁牢，才招呼筆者上車。
在路上，覃樹昌告訴筆者，呈貢縣質監站與安監站成立20年來一直合署工作，安監站靠質監站收費得以存活。因此，質監站和安監站在這里是“兩塊牌子一班人馬”.然而，今年伊始，因國家政策變化，他們面臨著“斷炊”的困境。
在呈貢縣建設局，筆者看到一份請示報告，其中寫道：“今年1月1日全國統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20年來靠自收自支合署辦公的縣質監站與安監站的實有職工11人，已經有3個多月沒有工作經費了，而他們承擔著對全縣前所未有的建設大開發所有建筑質量和建筑安全的監督檢查職責……”
“我們早就擬定了這份請示報告，遞交了好幾次，縣里市里都送了，至今沒有下文。”呈貢縣建設局副局長趙文慶說。
“斷炊斷糧”的工作困境在陜西也同樣出現。任占厚告訴筆者，全國統一取消和停止征收的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中，涉及建設行業的主要有建設工程質量監督費，“我們沒了經費來源，省里應對方案也還沒批下來。”
相關收費停止后，廣西建設工程質量安全監督部門也陷入了困境。廣西建設工程質量安全監督總站總工程師林伊寧說，雖然有文件規定，相關經費由同級財政來解決，納入財政預算，但是有些縣里財政困難，解決不了，“如再不解決，這支隊伍就要散了”.
事業單位性質卻要承擔政府職責，“名不正”使得監管力量和隊伍發展滯后；盡快立法明確監督機構的定位，被認為是一條出路
“既然不收建設工程質量監督費了，就應該統籌考慮，從有利工作的角度，理順建筑安全生產監管行業的歸屬問題。”陳德和說。
據介紹，新疆建設廳安全監督站早在2002年就列入了參照公務員行政序列進行管理，但至今還是事業單位。
在陳德和看來，進不進入公務員序列直接影響到行使權力的力度。“目前，我們是受政府委托下去執法，而建設工地的安全是動態的，你發現問題就要及時處理，不處理就很可能出事。但我們當時處理不了，得按程序匯報、層層批，批完可能就出事了。”
作為云南省建設廳建筑安全處副處長兼安全監督站站長，張明在建筑行業有著26年從業資歷。他告訴筆者，云南全省安全監管機構從省、州、市到縣區有116個，專職的安全監督管理人員有600多人，但其中有400多人是在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光是工資就很難保障，更不要說經費了。張明認為，2004年2月1日國務院頒布的《建設工程安全生產管理條例》實施后，云南相關體制和機制至今未能跟上條例所提出的要求，機構設立、人員編制不到位，經費保障落實不了，使得建筑安全監管力量和隊伍發展相對滯后。
陳錫誠也認為：“建設廳的建筑安全監督站屬事業單位，沒在行政編制內，人員不是公務員，你叫他攤那么大的責任，誰不怕？再加上經費又不能保證，你根本就沒有精力去做一些超前的工作，你的人力、物力決定你只能做善后處理，有時善后工作還做不過來！”
問題根源在于立法滯后
在倒完苦水之后，各地相關負責人都把問題的根源指向了“立法的滯后”. “建筑法是1997年出臺的，應該說那時我們還沒有真正邁入市場經濟。這就導致在進入市場經濟后，這部法律解決不了目前的問題。”林伊寧對筆者說。
據林伊寧介紹，國務院后來出臺了《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建設工程安全生產管理條例》兩部條例，其中提到了安全監督。但其實，兩部條例都超越了建筑法，因為建筑法里沒有規定這些內容。
在林伊寧看來，既然國務院在前一部條例中規定中國要實行質量監督制度，規定質量監督由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委托監督機構實施，在后一部條例同樣規定，“建筑現場安全監督也由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委托”,因此，監督機構執行的完全是政府職能，那么它就有一種執法的性質。
“我們迫切需要一部法規，明確我們監督機構的定位和權限。”林伊寧說，對于建筑安全生產領域的監管，只有走向行政執法才能管好，否則是很難管好的。
力量不足導致“疲于奔命”
云南省建設廳廳長陳錫誠脫口而出的幾個數字是：“我記得今年省政府確定的基本建設目標總投資為4500億元，去年我們實際完成的投資是3600億元。我們省內施工企業有3000多家，外省五六百家，每年工程在建項目逾萬……”
與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云南省建設廳建筑安全監督站自2001年成立至2007年以前僅有4人，2007年后增至6人。
新疆建設廳安全監督總站辦公室主任陳德和告訴筆者，新疆今年的工程量相當大，全自治區的統計數字是近6000萬平方米，7條鐵路正在建設，建設的電廠更多，“國家給了我們建設債券50個億，固定資產投資給了35個億，老城區改造給了10個億，除此之外還有地方配套資金。可以說，今年我們新疆礦山、水利、電力、鐵路建設全面開花”.
相對如此大的工程量，新疆總共有多少建筑安全生產監督人員？陳德和的回答是，“全自治區有80個縣、19個地州市，監督人員總共才有125人，而你在全自治區轉一圈什么都不干就得2個月，監督力量可以說是相當薄弱”.以烏魯木齊市為例，全市共有22個監督員，每個監督員平均要負責100個工地。“每個工程每天看一遍都跑不過來。”陳德和說。
江蘇省南京市建筑安全生產監督站編制有30人，外聘10人。而南京市區內有1000多個建筑施工工地，人手顯然不夠。副站長邵玉龍對筆者實話實說：“我們站有4個科室，真正跑現場的人也就20人左右，一天頂多檢查兩三個工地，跑不過來的。”
陜西省建設工程質量安全監督總站安全科長任占厚向筆者介紹說，陜西去年固定資產投資完成2170億元，今年可能要突破3000億元，而負責建筑安全工作只有200人左右。
體制不順面臨“斷糧斷炊”
以前質監站與安監站合署辦公，安監站靠質監站收費得以存活。建設工程質量監督費被取消后，“斷炊斷糧”的困境隨即顯現
比監管力量不足更折磨人的是，各地的建設工程安全監督站還面臨著“斷炊斷糧”的危機。
43歲的覃樹昌有著雙重身份--既是昆明市呈貢縣建設局工程質量監督站站長，同時也是縣建筑行業安全生產監督站站長。
4月17日，筆者和他一起前往一處建筑工地檢查施工安全。出發前，他特意看了看切諾基吉普車后保險杠，確認已經松脫下垂的后保險杠右端被鐵絲綁牢，才招呼筆者上車。
在路上，覃樹昌告訴筆者，呈貢縣質監站與安監站成立20年來一直合署工作，安監站靠質監站收費得以存活。因此，質監站和安監站在這里是“兩塊牌子一班人馬”.然而，今年伊始，因國家政策變化，他們面臨著“斷炊”的困境。
在呈貢縣建設局，筆者看到一份請示報告，其中寫道：“今年1月1日全國統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20年來靠自收自支合署辦公的縣質監站與安監站的實有職工11人，已經有3個多月沒有工作經費了，而他們承擔著對全縣前所未有的建設大開發所有建筑質量和建筑安全的監督檢查職責……”
“我們早就擬定了這份請示報告，遞交了好幾次，縣里市里都送了，至今沒有下文。”呈貢縣建設局副局長趙文慶說。
“斷炊斷糧”的工作困境在陜西也同樣出現。任占厚告訴筆者，全國統一取消和停止征收的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中，涉及建設行業的主要有建設工程質量監督費，“我們沒了經費來源，省里應對方案也還沒批下來。”
相關收費停止后，廣西建設工程質量安全監督部門也陷入了困境。廣西建設工程質量安全監督總站總工程師林伊寧說，雖然有文件規定，相關經費由同級財政來解決，納入財政預算，但是有些縣里財政困難，解決不了，“如再不解決，這支隊伍就要散了”.
事業單位性質卻要承擔政府職責，“名不正”使得監管力量和隊伍發展滯后；盡快立法明確監督機構的定位，被認為是一條出路
“既然不收建設工程質量監督費了，就應該統籌考慮，從有利工作的角度，理順建筑安全生產監管行業的歸屬問題。”陳德和說。
據介紹，新疆建設廳安全監督站早在2002年就列入了參照公務員行政序列進行管理，但至今還是事業單位。
在陳德和看來，進不進入公務員序列直接影響到行使權力的力度。“目前，我們是受政府委托下去執法，而建設工地的安全是動態的，你發現問題就要及時處理，不處理就很可能出事。但我們當時處理不了，得按程序匯報、層層批，批完可能就出事了。”
作為云南省建設廳建筑安全處副處長兼安全監督站站長，張明在建筑行業有著26年從業資歷。他告訴筆者，云南全省安全監管機構從省、州、市到縣區有116個，專職的安全監督管理人員有600多人，但其中有400多人是在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光是工資就很難保障，更不要說經費了。張明認為，2004年2月1日國務院頒布的《建設工程安全生產管理條例》實施后，云南相關體制和機制至今未能跟上條例所提出的要求，機構設立、人員編制不到位，經費保障落實不了，使得建筑安全監管力量和隊伍發展相對滯后。
陳錫誠也認為：“建設廳的建筑安全監督站屬事業單位，沒在行政編制內，人員不是公務員，你叫他攤那么大的責任，誰不怕？再加上經費又不能保證，你根本就沒有精力去做一些超前的工作，你的人力、物力決定你只能做善后處理，有時善后工作還做不過來！”
問題根源在于立法滯后
在倒完苦水之后，各地相關負責人都把問題的根源指向了“立法的滯后”. “建筑法是1997年出臺的，應該說那時我們還沒有真正邁入市場經濟。這就導致在進入市場經濟后，這部法律解決不了目前的問題。”林伊寧對筆者說。
據林伊寧介紹，國務院后來出臺了《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建設工程安全生產管理條例》兩部條例，其中提到了安全監督。但其實，兩部條例都超越了建筑法，因為建筑法里沒有規定這些內容。
在林伊寧看來，既然國務院在前一部條例中規定中國要實行質量監督制度，規定質量監督由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委托監督機構實施，在后一部條例同樣規定，“建筑現場安全監督也由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委托”,因此，監督機構執行的完全是政府職能，那么它就有一種執法的性質。
“我們迫切需要一部法規，明確我們監督機構的定位和權限。”林伊寧說，對于建筑安全生產領域的監管，只有走向行政執法才能管好，否則是很難管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