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三門峽大壩，AAA級旅游區（點）。距市區14公里，車程17分鐘。是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在黃河上興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樞紐工程。
20世紀50年代的新中國，三門峽可以說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全國各地的水利精英，為了把黃河的事情辦好，齊奔三門峽，修建了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這座新中國水利史上最值得紀念的大壩，這座當年蘇聯援建的156個重點項目中唯一的一個水利工程。工程于1957年4月13日開工，1961年建成，被譽為“萬里黃河第一壩”。大壩的建成結束了黃河三年兩決口的局面，使兩岸人民得以安居樂業。
大壩主壩為混凝土重力壩，壩長713.2米，最大壩高106米；副壩為鋼筋混凝土心墻，長144米，最大壩高24米；主、副壩總長857.2米。電站廠房為壩后式，全長223.88米，寬26.2米，可安裝8臺發電機組，現有7臺機組，發電量41萬千瓦，為低水頭徑流發電。
黃河自古以來都被人們認為是一條狂暴的害河，水情復雜而又難以治理。其實在黃河的源頭是清
澈見底的溪流，從源頭到寧夏回族自治區，黃河都是一條百利而無一害的好河，到了中游黃土高原地帶，黃河攜卷著大量的泥沙，奔騰而來，咆哮而去，形成了世界有名的“黃色河流”。而到了下游，由于流速減緩，泥沙沉淀，導致河床逐年抬高，形成“懸河”奇觀，直接威脅黃河下游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因此，黃河的危害一直是歷代統治者的心腹之患。新中國一成立，黨和國家領導人立即著手治理黃河。但因為三門峽大壩的原設計是蘇聯專家，而他們對黃河的泥沙問題又了解不多，所以在設計時只求壩高庫容大，忽視了泥沙淤積問題，致使5 年間泥沙淤積量達5041立方米。從1964年開始，對大壩工程多次進行改建，最終使庫區雨季大為減輕，進出庫泥沙基本平衡，實現了防洪、防凌、灌溉和發電、供水等綜合效益。僅發電一項，截止1986年已收回國家對這項工程的全部投資。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為世界各國治理多泥沙河流和渾水發電，不僅做了有宜嘗試，而且提供了成功的經驗。
“望三門，門不在，明日要看水閘開……”賀敬之這首曾經激動過一代人的《三門峽——梳妝臺》，豪言壯語般的詩句，靜動適度，起伏有序，對三門峽的謳歌之情表現得淋漓盡致。然而這首以黃河三門峽水電站建設為小背景、以“大躍進”為大背景的詩歌，在歷史與現實的輪轉中卻顯得越來越尷尬。
2003年8月24日至10月5日，陜西省全省連降暴雨，渭河流域洪澇成災。據統計，陜西省全省有1080萬畝農作物受災，225萬畝農作物絕收，成災人口515萬人，直接經濟損失達82.9億元，是渭河流域50多年來最為嚴重的洪水災害。
然而有專家指出，今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每秒3700立方米，僅相當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但卻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災。這顯然是典型的“小水釀大災”。
2003年10月31日晚，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欄目播發了名為《張光斗抨擊設計錯渭河災起三門峽》的專題，把今年渭河流域發生嚴重洪災原因的矛頭直指三門峽水電站。張光斗在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時認為：三門峽水電站為了發電，水庫的蓄水水位常年保持在較高水平，這使得上游地區特別是陜西的渭河流域，泥沙淤積嚴重。渭河上游的泥沙流不到黃河下游河道，導致渭河的河床抬高，從而導致渭河一發洪水就沖出堤壩的情況出現。
在此之前，陜西媒體及水利部副部長索麗生也指出，渭河變成懸河，主要責任在于三門峽水庫。
而據資料顯示，黃河三門峽水電站1960年9月建成蓄水，到1962年3月其上游渭河潼關河床就抬高了45米，渭河成了地上懸河，嚴重危害著關中平原的安全。1973年河道淤積延至臨潼以上，距西安只有14公里，又威脅到西安的安全。
一場爭
論跨越世紀
三門峽立項之初就遭到陜西方面的堅決反對，當時陜西不少政府官員通過多種渠道力陳此項目對陜西的影響。其實早在1955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蘇聯專家提出的“高壩大庫”的三門峽水利工程方案雖然被全票通過，但同時也遭到了清華大學水利專家黃萬里和水電總局實習生溫善章的反對。
1958年，在三門峽工程開工一年后，陜西仍在極力反對三門峽工程。理由是：沿黃流域水土保持好就能解決黃河水患問題，無須修建三門峽工程。但三門峽工程并沒有因此停止。1960年，大壩基本竣工，并開始蓄水。
1961年下半年，陜西的擔憂變成現實：15億噸泥沙全部鋪在了從潼關到三門峽的河道里，潼關的河道抬高，渭河成為懸河。關中平原的地下水無法排泄，田地出現鹽堿化甚至沼澤化，糧食因此年年減產。1962年，陜西人再也按捺不住，在4月召開的全國人大二屆三次會議上，陜西省代表提交提案，擬請國務院從速制訂黃河三門峽水庫近期運用原則和管理的具體方案，以減少庫區淤積，并保護335米移民線以上居民的生產、生活、生命安全。
在隨后的許多年里，三門峽工程的運用方式雖幾經調整，但三門峽工程對上游(主要是黃河最大的支流渭河)造成的危害卻仍在繼續。類似的不滿和爭議也就不免時常出現，直至最近的鄭州會議。
在鄭州會議上，陜西省水利廳副廳長在匯報中再次尖銳地提出：“三門峽庫區問題已經綿延了40年，積淀的各種矛盾已非我省所能解決，矛盾的發展完全是由三門峽顧及自身利益和下游利益造成的?！?
2003年11月12日，三門峽水電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自從有水利專家把今年渭河流域水患成因怪罪于我們后，渭河周圍的領導們似乎也理直氣壯起來，恨不得立刻炸掉三門峽工程而后快?！彼J為，治理黃河是一個系統的大工程，逐級造水庫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水庫本來就有沉積泥沙、減少下游水患的功能，三門峽水庫這些年對控制流量、減少下游水患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以前，三門峽以下流域是重災區，攔壩后就基本沒有大水災了，而這個流域面積比渭河流域的大得多，其利弊得失孰輕孰重難道不是很清楚嗎？”
但是陜西省的一份報告也憤怒地指出：“同在一個黃河流域，惟有陜西是歷史因素的無辜受害者，而別的省份都是純粹的受益者，他們在幾十年安瀾的同時，繼續向黃河索取更大的利益?！倍T峽水電站的那位工作人員則認為“不能把禍水都潑到三門峽的頭上”。他向記者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在這次電視上報道的渭河水災的鏡頭里，到處都是光山禿嶺，連素稱糧倉的關中平原也少見樹木。渭河流域的水土流失，不僅加重了三門峽的泥沙淤積，同時也抬高了自己的河床，這樣不發生水災才怪！出了問題，不去查究源頭深處的原因，卻責怪也是受害者的下游，這不是舍本逐末、避重就輕嗎？”
生存之爭與利益之爭
三門峽大壩從立項到建成至今的數十年里，圍繞大壩的利弊，各方一直是爭論不休。陜西方面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和生存而爭，而三門峽水電站也是同樣的處境。
作為三門峽水庫調度的負責人，三門峽水利樞紐管理局水庫調度科科長張冠軍對于水位的感受有著最深刻的體會：要發電，就需要保持高水位，但上游地區將因此出現嚴重的泥沙淤積。如果降低水位，又無法發電。他無奈地表示：“水位是三門峽水利樞紐管理局的一道生死線?！?
三門峽水利樞紐管理局水情分析科科長王育杰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介紹，目前三門峽水庫每年可發電10億千瓦左右，收入約為兩億元，這是三門峽水利樞紐局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如果失去了發電功能，三門峽樞紐的正常運行就會缺乏經費來源，管理運作也就無以為繼。
據記者了解，現在三門峽水電站每年的發電量遠遠超過當初25萬千瓦的規定，原來5臺5萬千瓦的小機組已被換成了大功率機組。每年將近兩億元的收入是黃委會、三門峽水電站及其2500名員工的主要經費來源和生存支撐。
一個敗筆？兩種警示！
三門峽水電站作為新中國第一項大型水利工程，有人說是一個敗筆。但作為新中國治理黃河的第一個大工程，其探索方法、積累經驗的作用是不可小看的，丹江口、小浪底、葛洲壩、三峽等大工程都從它那里得到了極其寶貴的經驗教訓。但是，同樣不能因此就拒絕做深刻的反思。例如決策與管理的科學性、民主性，例如部門之間的協調機制。
三門峽水電站修建時正處于“大躍進”時期，決策者的決策并非通過嚴謹的科學論證。它的主要技術是依靠前蘇聯列寧格勒水電設計院，而該院并沒有在黃河這樣多沙的河流上建造水利工程的經驗，所以造成嚴重后果的泥沙問題當時被他們忽視了。周恩來總理在1964年6月同越南水利代表團談話中就曾承認：“在三門峽工程上我們打了無準備之仗，科學態度不夠。”而在決策過程中，對反對意見的漠視也值得人們深思。當時陜西和山西兩省都有人反對修建，在專家中同樣存在著不同的聲音，但這些意見都被人為地忽略和壓制了。
據經濟視點報報道，在三門峽水電站問題上也一直存在著嚴重的部門協調機制失靈問題，在鄭州會議上，陜西省還指責三門峽的蓄水位違背了“四省會議”所協議的蓄水位。其實，部門協調機制的失靈主要是由一些國家職能部門對部門利益的重視要遠甚于對整體利益的重視所導致的。
對此問題，黃河水利委員會退休專家溫善章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我經常提意見說，有的部門本來行使的是國家職能，可一到了實際操作就出現很多企業行為，處處表現出賺錢的沖動?，F在的很多規劃都是‘吃飯規劃’，而不是出于黃河的實際需要。20世紀50年代黃河下游修防3000人就夠了，后來機械化了，反而成了2萬人。吃‘皇糧’的人越來越多，三門峽水電站現在修防將近3000人，我看200人就夠了?！?
對三門峽已經造成的損失，單一的譴責不是理智的，同時即使三門峽真的被廢棄，我們的反思也不應因此停止。正如水利部副部長索麗生在鄭州會議上所強調的：“三門峽水庫建成后取得了很大效益，但這是以犧牲庫區和渭河流域的利益為代價的。三門峽水庫在運用方式上的調整，不是對三門峽水庫的否定，而是更加合理的運用。這不是追究誰的責任的問題，而是怎么看待并在以后盡量避免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