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各地，誰對中國經濟貢獻最大？本文以4個直轄市和334個地級行政單位共計338個地區為基本空間單元，篩選出過去15年對全國經濟增長貢獻突出的地域單元，揭示出了全國區域經濟格局演變態勢。
對全國經濟具有重要支撐作用的增長新空間
近年來，隨著我國發展步入新常態，在經濟增長速度總體回落的同時，區域分化日益顯著。傳統的東中西分化格局被新的南北差異取代打破，長三角和珠三角一些結構調整起步早、力度大的一些省份，經濟增長企穩向好，而主要集中在北方的資源能源大省，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在省際經濟增長顯著分化的同時，涌現出一批態勢顯著好于所在省份的高增長地區。識別發現這些地區，探尋其持續高增長的成因，對于適應和引領新常態、扎實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實現經濟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以4個直轄市和334個地級行政單位為基本空間單元，按照“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三個時期，計算各單元經濟增量對全國經濟增長貢獻率的變化，同時考慮各單元經濟的絕對規模，篩選出過去15年對全國經濟增長貢獻突出的地域單元，即可揭示出全國區域經濟格局演變態勢。
從“十五”到“十一五”各單元增長貢獻率變化分析
從“十五”到“十一五”，各單元經濟增量對全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變幅介于-1.30~0.45個百分點之間，貢獻率變幅以±0.1%為界限表現出較為顯著的空間分異特征。因此，根據各空間單元對全國經濟增長貢獻率的大小及空間分布情況，按照貢獻率小于-0.1%、-0.1%~0、0~0.1%和大于0.1%的分類標準，將各空間單元分別確定為貢獻率減少、穩中略減、穩中有增和增加四種類型（圖1）。
其中，有217個單元全國經濟增長貢獻率增大，占單元數量的64.20%，其中，貢獻率顯著增加（增幅大于0.1%）的有32個單元，占單元總數的9.47%。主要有東北地區的綏化、大慶、吉林、牡丹江、沈陽、大連、通遼和赤峰等城市，海峽西岸的福州、泉州、漳州、揭陽、龍巖和三明等城市，長江中游以及中部地區的徐州、合肥、蕪湖、武漢、黃岡、襄樊、宜昌、荊門、岳陽、長沙和衡陽等城市，黃河中游的朔州、西安、榆林、鄂爾多斯等城市，長江上游地區的重慶和成都，以及西北地區的海西州等。在地域上，這些單元分布比較分散，各大區域均有分布，東北、長江中游、黃河中游和海峽西岸地區有一定集中。這種分布格局反映了新世紀頭10年在“入世”效應帶動下加工制造業快速發展，以及由此帶來的能源原材料產業大規模擴張支撐經濟增長的特點。
圖1：“十五”到“十一五”各單元對全國增長貢獻率的變幅
在這期間，東部地區在繼續以總量占絕對優勢，擔當了全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基本支撐作用，而東部地區部分空間單元對全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呈現出下降態勢。中西部地區一些資源型城市和重化工業城市對全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總體呈上升態勢。
從“十一五”到“十二五”各單元增長貢獻率變化分析
“十一五”到“十二五”，各單元對全國GDP增長貢獻率的變幅介于-0.97~1.07個百分點之間。與前一時期相比，這期間各空間單元的貢獻率變化呈現出降幅縮小、增幅加大的特點。
圖2：“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間各單元對全國增長貢獻率的變幅
盡管“十一五”到“十二五”各地經濟增量對全國貢獻率變幅顯著高于前十年，但經濟增量貢獻率增加的空間單元卻有所減少，共計197個，占單元總數的58.28%，其中經濟增量貢獻率顯著增加（變幅大于0.1%）的單元有42個，占單元總數的12.07%。主要有東部地區的北京、天津、威海、青島、濰坊、南京、鹽城、南通、淮安、揚州、鎮江、徐州、杭州、福州、漳州、惠州、廣州、深圳，中西部的鄭州、襄樊、宜昌、武漢，西南地區的重慶、成都、貴陽、遵義、銅仁、六盤水、黔東南州、黔南州、昆明、南寧市，以及西北的西安、咸陽、蘭州、烏魯木齊市等地。與前一時期相比，這些單元的空間集聚特征顯著增加，環渤海地區、蘇北地區和華南地區相對集中，特別是在西南地區形成了大的集聚區（圖2）。從整體上看，貢獻率增幅較大的單元南方較多，貢獻率下降的單元則集中在北方，印證了南北增長分化日趨顯著的特點。
從“十五”至“十二五”各單元增長貢獻率變化
從“十五”到“十二五”的三個五年規劃時期，有130個地級及以上行政單元的經濟增量對全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上升（表1），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關中地區、成渝地區、北部灣地區等；54個單元的貢獻率持續下降，主要分布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環渤海地區、長三角部分地區以及東北部分地區，如陜西、山西、河北、內蒙古和黑龍江等，主要是資源型城市；87個貢獻率先升后降的單元集中分布在東北、華北和西北地區；67個貢獻率先降后升的單元，主要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地區（圖3）。
表1：不同時期各地級及以上行政單元經濟增量對全國貢獻率的變化
圖3：“十五”至“十二五”期間各單元經濟增量對全國貢獻率變幅的類型
從圖3可見，在過去15年間出現了“一大三小”四片高增長地區。一大，就是以重慶、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市為主，包括河南、四川、貴州、陜西、福建等省部分地區的巨大高增長區域。除此之外，在跨河南、安徽和江蘇三省的江淮地區、云南和川南地區，以及新疆也分別有一片相對集中的高增長地區。
從增長貢獻率變化中尋找增長新空間
上述關于增長貢獻率變化類型的劃分，是根據份額的相對變化確定的，并沒有考慮個單元經濟規模的絕對量。因此，在貢獻率持續上升的130個單元中，咸寧、漢中、欽州、汕尾、昭通等42個單元的經濟總量占全國比重，低于所有單元的中位數，表明這些單元雖然持續較快增長，但由于絕對規模不大，因此對全國增長貢獻的絕對量還比較有限。天津、重慶、成都、武漢、長沙等88個單元，經濟規模處于全國中上游水平，現階段對全國增長貢獻的絕對量雖不是最大，但在每個時期對全國增長的貢獻率都在不斷提高，是過去15年對全國增長貢獻最大的單元。
進一步分析上述88個單元的構成，可以發現其中38個單元的貢獻率雖然也一直保持較高水平，但“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間增長貢獻率提高的幅度，要小于前期“十五”到“十一五”時期的幅度，具有“加速度”為負的特點。與此相反，重慶、成都、昆明、遵義、武漢等50個單元從“十五”到“十二五”的三個時期，貢獻率增幅越來越大，具有“加速度”為正的特點，表現為經濟增長動力不斷增強，可以視為對全國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支撐作用的增長新空間（圖4）。
圖4：全國經濟增長新空間分布圖
增長新空間的成因初探
上述單元作為對全國經濟增長做出較大貢獻的新空間，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
一是交通等基礎設施條件的顯著改善，縮小了與國內外大市場的空間距離，初步具備了吸引各類要素集聚的基礎條件。進入新世紀以來，高鐵建設成為影響和改變我國區域發展格局的重要因素。高鐵所到之處，城市間聯系強度顯著提高，要素流動更加便捷暢通，為吸引人口和產業經濟活動集聚，發揮了重要作用。從圖4可見，50個增長新空間也與高鐵建設具有一定的相關性。隨著鐵路建設的重心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今后有望涌現出更多增長新空間。
二是積極承接國際和東部沿海的產業轉移，夯實了經濟增長的物質基礎。進入新世紀以來，緊鄰東部沿海地區的中部各省，以及西部地區區位條件較好的大城市及周邊地區，如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和廣西東部等靠近珠三角的中西部地區，充分利用當地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相對低廉的優勢，搶抓東部沿海地區要素成本抬升帶來的產業轉移機遇，打造發展平臺，深化區域合作，促進能礦資源和其他初級產品為主的傳統產業結構升級，實現了東中西部地區的良性互動，贏得了發展的主動。
三是得益于對外開放水平的不斷提升，通過提高參與國際、國內市場的深度和廣度，進一步優化了區域產業結構和區域開發格局。進入新世紀以來，重慶、成都、武漢、鄭州、昆明、南寧、銀川和烏魯木齊等中西部省會城市致力于擴大對內對外開放，通過吸引世界跨國公司，積極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培育發展具有較強競爭力的新興產業，實現了跨越發展。以重慶為例，依托兩江新區平臺，發揮保稅港區和綜合保稅區優勢，吸引眾多世界500強企業和代工廠入駐，形成了以IT產業為代表的加工貿易全流程產業集群，奠定了內陸開放高地地位。
從增長新空間分布看全國區域格局演進
從“十五”經過“十一五”，到“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空間經歷了從離散到集中、從南北均衡到南多北少的區域分化。東北、華北和西北的能礦資源和重化工業城市，對于全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經歷了一次大起大落的循環。從50個增長貢獻率增長最為顯著的新空間單元分布看，主要集中在我國地理版圖的東南象限。東部沿海地區只有環首都地區、蘇北和閩北等地的少數地市進入此列，中西部則主要集中在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長江中游城市群地區等，表明從經濟增長活力看，中西部條件較好的城市群地區，未來可望在全國增長格局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這些地區大都處于工業化發展中期，近年來充分發揮區位優勢突出、勞動力資源富集、市場潛力大的優勢，積極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更加注重經濟結構調整和自主創新，大力推進城鎮化進程，發展潛力不斷得到釋放，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不斷增強，在全國經濟版圖中凸顯出新的增長極作用。
展望“十三五”，隨著“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和京津冀協同發展等國家戰略不斷推進，各地區區位條件還會發生進一步的變化，那些主動適應新常態，按照五大發展理念要求，追求創新、注重質量效益、努力滿足市場需求的地區，那些切實開展“三去一降一補”、扎實推進產業升級，努力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地區，那些不斷推進市場化改革、切實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的地區，必將在新一輪競爭中掌握先機，贏得主動，成為為全國經濟做出更大增長貢獻的新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