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歲的王民早過了喜歡湊熱鬧的年紀，但他卻不得不身陷口水的漩渦中。
作為中國工程機械行業“龍頭老大”徐工集團的領頭人，王民從最基層的學徒、工人干起，已經37年。因此，當“徐工并購案”一時激起千層浪，有人說他“暗箱操作”的時候，這個山東人的反應卻很平淡，“太小瞧我們了，在這個行業干這么些年，清清爽爽的，有什么黑幕？”
而在兩年前，中國最大的機械制造商、大型國企要賣給外資的消息，仍然觸動了人們的神經。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指責這樁交易是賤賣國有資產，并成為民族品牌淪陷的開始，使爭議的矛頭指向徐工人不愿看到的方向。
徐工的困境在行業內眾人皆知。這個塊頭最大的國有機械集團，內部關系錯綜復雜，背負著大大小小幾十家正在主輔分離的改制企業，“浮腫、虛胖、大而全”，讓他們在市場征伐的路途中氣喘吁吁。“我們不能把老職工扔下，而優秀人才又不斷被外資、民企挖走。”一位徐工的工程師說。在市場環境惡劣的情況下，徐工越發顯得笨拙和疲憊。
當時選凱雷作為財務投資人，是王民和他的決策團隊寄望盤活“這盤死棋”的奮力一搏。先解決資金瓶頸，進而實現改制，更是通過一個國際投資人打通跨洋越海的通道。除此之外，一個不便明說的理由是，這種選擇更符合“吸引外資”的大環境。
這是不對等的博弈。從級別上看，這家年銷售額超過300億元的大企業，不過是歸屬徐州這個地級市管轄的“正處級單位”，而凱雷、卡特比勒等跨國公司和跨國財團進來時，都是在私人飛機上會見中國的地方官員。
在與卡特比勒這個世界工程機械“帝王”的合作中，徐工經常受氣，可敢怒不敢言。最初簽訂合資公司協定，不允許徐工集團另做挖掘機，因為會造成與合資公司的競爭。徐工至今都受此限制，而卡特比勒曾許諾另給徐工引進重要零配件生產線，卻一直不能兌現。“我們一提，他們就假裝聽不懂了，我們又不能翻臉，誰能擔得起冒犯世界500強的罪過啊？”
正是在與卡特比勒的合作過程中，王民認清了外資的“戰略目的”，“它就是要壓制你、控制你，讓你不能影響它的布局”。在市場中，這其實無可厚非，可關鍵是徐工這個“老國企”缺少制衡對手的籌碼。
所以，徐工尋求戰略投資人，開始就規避掉了CAT這樣的產業競爭者。對國企弊病感觸太深，國有大產業投資者不被看好。而徐工本身盤子大，民資介入門檻較高。相比較而言，選擇凱雷就成了順理成章的“次優選擇”。徐工特意在協議方案中明確，品牌、核心團隊和經營權由徐工集團自己掌握。
這些艱難而細微的盤算，讓王民頭疼。而內部企業剝離改制過程中，“上訪”事件不斷，更讓這位企業“當家人”心力交瘁。“在地方領導眼里，我們被視為長子，長子什么意思？就是少上學、多干活。”
“真正市場中的企業，可能10年不掙錢——作為一種戰略，它下狠勁投入研發，一旦市場時機成熟，一年就把錢掙回來了。但是國企做不到，它每年都為利潤考核而奔忙。”徐州市委書記徐鳴也在反思，確實“不能用管理官僚機構的方式管企業。”
徐工似乎注定要在困境中前行。“擔大任，行大道，成大氣”，在進退維谷的壓力下，王民和他的團隊沒有其他選擇。“埋頭苦干吧，我們這代人的命運就是這樣！”
天平不會總向一邊傾斜。最近幾年，徐工集團在汽車起重機市場的全面崛起，為這家老國企帶來了生機。“產量已是全球第一，技術含量還差一些，但我們正一步步緊逼”，王民用山東話說，“要讓外資品牌看看，和中國企業打仗到底是什么情況！”
最關鍵的是，以自主創新研發為平臺，徐工積累了大批優秀人才，“從前都是他們來挖人，現在在起重機這個產品上，我們正在會聚全球最棒的人力資源。”
一個投資上億元的國家級工程機械試驗室已在徐工建成。中國工程機械協會高級工程師王金星認為，這個試驗室積累的數據“極其重要”，它是中國整個行業科技水平持續進步的基礎平臺，“自主創新不是一天完成的，要不斷積累，形成我們自己的體系和標準”。
徐工已決意放棄與卡特比勒“不愉快的婚姻”，全力進入挖掘機市場。因為只有在這個市場戰勝外資品牌，中國本土企業才能問心無愧地說，“我贏了”。
在工程機械行業，中國本土企業背景不同，市場表現風格各異。“三一就像暴發戶，中聯如同老夫子”，王民開玩笑地說：“徐工嘛，就是一頭老黃牛。老黃牛才要干大事！”
忍辱負重的“老黃牛”如今犯起了牛脾氣。“沒有對手，活著還有什么意思？”王民坦率地說：“我們就是要做到內戰內行，外戰更內行！”
狂言無忌。作為工程機械行業“排頭兵”，徐工眼里的本土市場也許就是自家后院兒。它現在關注的重點仍是海外市場。
“我們需要通道、人脈和經驗，單打獨斗難度太大”，王民公開表示，如今徐工很愿意尋求國內產業資本的合作，要求就是有海外市場經驗，最好能給徐州本地帶些好項目，“外資請不來，我們自己找個哥兒們綁在一起，一點點走出去！”
作為中國工程機械行業“龍頭老大”徐工集團的領頭人，王民從最基層的學徒、工人干起，已經37年。因此，當“徐工并購案”一時激起千層浪，有人說他“暗箱操作”的時候，這個山東人的反應卻很平淡，“太小瞧我們了，在這個行業干這么些年，清清爽爽的，有什么黑幕？”
而在兩年前，中國最大的機械制造商、大型國企要賣給外資的消息，仍然觸動了人們的神經。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指責這樁交易是賤賣國有資產，并成為民族品牌淪陷的開始，使爭議的矛頭指向徐工人不愿看到的方向。
徐工的困境在行業內眾人皆知。這個塊頭最大的國有機械集團，內部關系錯綜復雜，背負著大大小小幾十家正在主輔分離的改制企業，“浮腫、虛胖、大而全”，讓他們在市場征伐的路途中氣喘吁吁。“我們不能把老職工扔下，而優秀人才又不斷被外資、民企挖走。”一位徐工的工程師說。在市場環境惡劣的情況下，徐工越發顯得笨拙和疲憊。
當時選凱雷作為財務投資人，是王民和他的決策團隊寄望盤活“這盤死棋”的奮力一搏。先解決資金瓶頸，進而實現改制，更是通過一個國際投資人打通跨洋越海的通道。除此之外，一個不便明說的理由是，這種選擇更符合“吸引外資”的大環境。
這是不對等的博弈。從級別上看，這家年銷售額超過300億元的大企業，不過是歸屬徐州這個地級市管轄的“正處級單位”，而凱雷、卡特比勒等跨國公司和跨國財團進來時，都是在私人飛機上會見中國的地方官員。
在與卡特比勒這個世界工程機械“帝王”的合作中，徐工經常受氣，可敢怒不敢言。最初簽訂合資公司協定，不允許徐工集團另做挖掘機，因為會造成與合資公司的競爭。徐工至今都受此限制，而卡特比勒曾許諾另給徐工引進重要零配件生產線，卻一直不能兌現。“我們一提，他們就假裝聽不懂了，我們又不能翻臉，誰能擔得起冒犯世界500強的罪過啊？”
正是在與卡特比勒的合作過程中，王民認清了外資的“戰略目的”，“它就是要壓制你、控制你，讓你不能影響它的布局”。在市場中，這其實無可厚非，可關鍵是徐工這個“老國企”缺少制衡對手的籌碼。
所以，徐工尋求戰略投資人，開始就規避掉了CAT這樣的產業競爭者。對國企弊病感觸太深，國有大產業投資者不被看好。而徐工本身盤子大，民資介入門檻較高。相比較而言，選擇凱雷就成了順理成章的“次優選擇”。徐工特意在協議方案中明確，品牌、核心團隊和經營權由徐工集團自己掌握。
這些艱難而細微的盤算，讓王民頭疼。而內部企業剝離改制過程中，“上訪”事件不斷，更讓這位企業“當家人”心力交瘁。“在地方領導眼里，我們被視為長子，長子什么意思？就是少上學、多干活。”
“真正市場中的企業，可能10年不掙錢——作為一種戰略，它下狠勁投入研發，一旦市場時機成熟，一年就把錢掙回來了。但是國企做不到，它每年都為利潤考核而奔忙。”徐州市委書記徐鳴也在反思，確實“不能用管理官僚機構的方式管企業。”
徐工似乎注定要在困境中前行。“擔大任，行大道，成大氣”，在進退維谷的壓力下，王民和他的團隊沒有其他選擇。“埋頭苦干吧，我們這代人的命運就是這樣！”
天平不會總向一邊傾斜。最近幾年，徐工集團在汽車起重機市場的全面崛起，為這家老國企帶來了生機。“產量已是全球第一，技術含量還差一些，但我們正一步步緊逼”，王民用山東話說，“要讓外資品牌看看，和中國企業打仗到底是什么情況！”
最關鍵的是，以自主創新研發為平臺，徐工積累了大批優秀人才，“從前都是他們來挖人，現在在起重機這個產品上，我們正在會聚全球最棒的人力資源。”
一個投資上億元的國家級工程機械試驗室已在徐工建成。中國工程機械協會高級工程師王金星認為，這個試驗室積累的數據“極其重要”，它是中國整個行業科技水平持續進步的基礎平臺，“自主創新不是一天完成的，要不斷積累，形成我們自己的體系和標準”。
徐工已決意放棄與卡特比勒“不愉快的婚姻”，全力進入挖掘機市場。因為只有在這個市場戰勝外資品牌，中國本土企業才能問心無愧地說，“我贏了”。
在工程機械行業，中國本土企業背景不同，市場表現風格各異。“三一就像暴發戶，中聯如同老夫子”，王民開玩笑地說：“徐工嘛，就是一頭老黃牛。老黃牛才要干大事！”
忍辱負重的“老黃牛”如今犯起了牛脾氣。“沒有對手，活著還有什么意思？”王民坦率地說：“我們就是要做到內戰內行，外戰更內行！”
狂言無忌。作為工程機械行業“排頭兵”，徐工眼里的本土市場也許就是自家后院兒。它現在關注的重點仍是海外市場。
“我們需要通道、人脈和經驗，單打獨斗難度太大”，王民公開表示，如今徐工很愿意尋求國內產業資本的合作，要求就是有海外市場經驗，最好能給徐州本地帶些好項目，“外資請不來，我們自己找個哥兒們綁在一起，一點點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