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前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日前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目前全球經濟面臨的主要挑戰是發達國家經濟還未完全從全球金融危機中復蘇，進口需求增長緩慢，因此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產生影響。

林毅夫表示，在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應該進行結構性改革。中國尚有大量好的補短板的投資機會，這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最大的不同之處。這些補短板的投資將擴大總需求，穩定經濟增長，同時改善供給結構，并增加對鋼鐵、水泥、電解鋁等過剩產能行業的需求，有利于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措施的落實。

反駁“中國經濟崩潰論”

記者：最近國際媒體上出現“中國經濟崩潰”的論調，您怎么看待？

林毅夫：此論調再次流傳，是因為從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滑，并認為主要是中國內部難于改革的體制機制和結構問題造成。我認為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轉型中的國家確實有不少待改善的體制機制結構問題，不過，從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下滑主要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原因造成的。

和中國處于相同發展程度的其他金磚國家——巴西、印度、俄羅斯，2010年增長速度分別為7.5%、10.3%、4.5%，2015年巴西和俄羅斯增長速度分別下降為-3.8%和-3.7%。增長下滑的情形和中國相同，幅度則更大。印度2015年增長速度為7.5%，表面上比我國好，但2012年印度的增長僅為5.1%，下滑比我國深，有觸底反彈的因素；另外更重要的是印度2014年調整了統計方法，使其增速提高了近一個百分點，所以實際上印度的增長表現和我國一樣。不僅如此，韓國、新加坡等高收入、外向型國家，2010年增長率分別為6.5%和15.2%，2015年則下降為2.6%和2.0%。這些高收入國家同期增長下滑的情形比中國還嚴重。只有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才能解釋為何這些國家在同一時期都遭遇到相同的增長減速。

記者：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具體是什么？

林毅夫：一個國家每年的經濟增長從需求側來看由三個部分組成：出口、投資和消費。首先，1979年到2013年間，我國平均每年出口增長率是16.8%，由于 美國 、歐洲等發達國家尚未從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中完全復蘇，增長乏力，消費不振，導致我國出口增長銳減。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和東亞出口導向型發達經濟體同受此影響。

其次，2008年為應對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采取了積極財政去支持投資，啟動需求，這些項目大多已經完工，在國際經濟尚未恢復常態、外需不足、企業投資積極性低的情況下，投資增長率必然出現周期性下降。這種投資的周期性下滑也是這些國家都共同發生的。

剩下消費一項，我國因為就業尚未受到多少影響，消費增長還維持在8%左右，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和出口比重高的東亞高收入經濟體消費增長率則沒有我國高，所以增長下滑幅度比我國大。

發達國家可能難以推行結構性改革而陷于長期的增長疲軟，而未來我國經濟有條件有能力靠內需增長來保持6.5%以上的增長。

擴大總需求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結合起來

記者：如何提高我國經濟發展的質量和可持續性？

林毅夫：我國在“十三五”期間將面對國外經濟增長緩慢的情形，我國經濟工作必須按照去年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提出的決策部署，適度擴大總需求，努力保持經濟平穩發展走勢，并堅定不移地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我國和其他國家相比的制度優勢，這些改革措施的落實到位能夠提高我國經濟的質量和可持續性。

記者：這些改革措施應該如何落實到位？

林毅夫：在擴大總需求上可以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補短板措施結合起來。即使現有的鋼鐵、水泥、電解鋁等產業出現相對嚴重的產能過剩，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因為工資上漲失去比較優勢，但這些都屬中低端產業，而我國2015年進口的國內不能生產的中高端制造業產品就達1.2萬億美元，向中高端產業升級的投資機會很多，并且經濟回報率很高。

此外，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如地下鐵路、地下管網等還嚴重不足，這方面的投資可以降低交易費用，提高經濟效率，社會回報和經濟回報都很高；中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環保方面的投資會有很高的社會回報；城鎮化將不斷推進，隨之需要大量住房、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 公共服務 投入，棚戶區改造、經濟適用房建設方面也還有許多工作可做。

上述都是我國經濟的短板，具有較高的經濟和社會回報。這些投資在短期創造需求、增加就業、提高收入，穩定消費和經濟增長，建成后可以從供給側提高生產力，降低交易費用，改善環境質量，促進可持續發展，屬于超越凱恩斯主義的舉措。這些補短板的投資將增加對鋼鐵、水泥、電解鋁等過剩產能行業需求，也將有利于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措施的落實。

在經濟下行時，有許多補短板的投資機會是我國和發達國家最大的不同。

記者：投資機會具備了，那投資條件如何？

林毅夫：中國在投資條件上也具備優勢：首先，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積累的負債總額占 GDP的比重不到60%，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政府負債都已超過100%，我國運用財政政策來支持基礎設施投資的空間比其他國家大得多。其次，民間儲蓄接近GDP的50%，是全世界最高水平的國家之一，可以用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來撬動民間投資，包括以PPP方式來開放民間對基礎設施的投資。第三，投資需要以外匯從國外進口一些技術、設備和原材料，我國有3.2萬億美元 外匯儲備。這些條件是我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最大的不同。

上述條件使得我國經濟的回旋空間大、可用的政策措施多、發展的韌性強。中國仍將是世界增長的引擎，每年為世界貢獻30%以上的增長。

政府因勢利導助力企業發展和轉型

記者：宏觀層面來看，中國經濟依然向好，政府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呢？

林毅夫：對不同類型產業，各地政府可以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來助力企業發展和轉型。

對于追趕型產業，政府和金融機構可以在資金融通和外匯獲取上支持合適的企業到海外并購同類產業中擁有先進技術的企業，或到發達國家設立研發中心。政府也可以積極招商引資。

對于領先型產業，政府可以用財政撥款設立科研基金，支持企業與科研院所和高校協作進行基礎科研。政府也可以支持相關行業的企業組成共用技術研發平臺，攻關突破共用技術瓶頸。

對于轉移型產業，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另一類是在我國還有比較優勢但產能有富余的產業。對于第一類轉移性產業，所在地的政府可以采取兩種因勢利導的政策：一是提供設計、營銷方面的人才培訓和商品展銷平臺，以及制定優惠政策等，鼓勵一部分有能力的企業向“微笑曲線”兩端攀升；二是協助加工企業抱團出海，向企業提供信息、海外經營人才培訓、資金支持，以及同承接地政府合作設立加工出口工業園區等，幫助企業利用當地廉價勞動力和 資源優勢 來提高競爭力。

第二類轉移型產業包括鋼筋、水泥、電解鋁等建材行業。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增長速度從高速到中高速，這些產業出現了不少富余產能。但這些產業的產品在非洲、南亞、中亞、拉丁美洲地區的等發展中國家還嚴重短缺，可以像支持勞動密集型加工出口產業轉移那樣，支持這些產業中的企業隨著我國的“ 一帶一路 ”倡議，以直接投資的方式將產能轉移到同我國友好、基建投資需求大的發展中國家。這樣的投資既能使這些企業擺脫困境，也能幫助相關國家發展，是雙贏的選擇。

對于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產品研發周期短的彎道超車型產業，各地政府可以提供孵化基地、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鼓勵風險投資、制定優惠的人才和稅收政策，支持創新型人才創業，利用我國的人才和大市場的優勢，推動彎道超車型產業發展。

對于部分戰略型產業，地方政府可以鼓勵支持配套的軍民融合產業發展，并改善基礎設施、子女教育、生活環境等條件，爭取戰略型產業落戶當地，以實現戰略型產業發展和當地產業轉型升級的雙贏。

記者：產業轉移會不會造成產業空心化的問題？

林毅夫：這個疑慮大概從工業革命時就開始出現。試想一下，如果英美等國害怕產業空心化，不把紡織等產業轉移出去，現在他們的人均GDP估計會非常低。

每個產業的技術水平和資本深化的程度總有一個飽和點，這種情況下，如果不進行產業轉移，勞動力生產水平就難以進一步提高。對一國而言，進行產業轉移，確實可能面臨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而失掉在這些產業的就業機會；但只有如此，才能騰出勞動力、土地和資本，去發展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

因此，與其將失掉比較優勢，附加值低的產業保留在國內，使我國經濟增長乏力，不如著力推動產業升級逐漸將勞動力轉移到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中。